（原标题：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康复者——戴安娜·阿西尔和她的《暮色将尽》）
当我不快乐的时候，我读小说。因为一个人不快乐的缘由，很难从社科著作中寻找到，尽管我本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而小说的核心关注点之一，似乎正是“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许多主要作家都是对不满情绪及其社会的、心理的和存在性原因的认真解剖者。这类小说可能非常有力。在你陷入情感困境的时候，阅读关于人类情感复杂性的作品，既能给你诊断，又能给你慰藉。但是，当代小说家在处理他们的主题时，往往会表现出身临其境的严肃和真诚，而这真诚，过一段时间就会让人厌倦。苦难或许喜欢同伴，但有时苦难的人也希望振作起来。
《大西洋月刊》说，20世纪的英国和爱尔兰涌现出了一批女作家，比如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Fitzgerald）、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Taylor）和莫莉·基恩（MollyKeane），她们的文风明快而诙谐，不是把悲伤和失落当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迫使自己沉浸其中的状态，而是当作可以忍受、有时甚至可以嘲笑的条件。这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处理方式，可能表面上常显冷酷，但它反而强化了贯穿其作品的深厚情感。阅读她们的任何一部作品，就像敲开一只海胆：外表尖锐，内心柔软。
海胆女王，记录衰老与死亡
毫无疑问，戴安娜·阿西尔（DianaAthill）是当之无愧的海胆女王。她生于1917年，卒于2019年，享年 101岁。阿西尔的童年是在诺福克祖父母的庄园里度过的。那是一段光荣的英国上流社会的童年，充满了采摘浆果、打猎和骑马等活动。成年后她去牛津大学读书（对于她这样出身的女孩来说，在当时这很不寻常），懒惰地主修英国文学，“知道自己即便为了娱乐也会读这些作品”，而没有去学习任何一门实用的课程。她在牛津闲散度日，毕了业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直到误打误撞地进入出版业，帮助创办了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AndréDeutschLtd），在那里一直工作到75岁。阿西尔整个职业生涯都生活在书的世界里，为自己赢得了伦敦最受尊敬的文学编辑的盛誉。
阿西尔长期担任菲利普·罗斯（PhilipRoth）、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诺曼·梅勒（Nor－manMailer）、V.S.奈保尔（V.S.Naipaul）、简·里斯（JeanRhys）和莫莉·基恩等著名作家的编辑，她认为自己只是个助产士，仅在“晚上和办公桌下”写作，而且四十多岁才开始这样做。
但阿西尔的写作自成一体，不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充满了一系列小小的爆发：毒舌、冷酷、洞察力与孤独或悲伤的鲜明对抗。小说《别那样看着我》（Don’tLookatMeLikeThat,1967）和她的第一本回忆录《长书当诉》（In－steadofaLetter,1962）都是阿西尔拒绝感情浪漫化的精彩例子。这两部再版作品的第一句话，就让读者陷入黑暗的情绪之中。回忆录的开头是：“我的外祖母因年老而去世，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小说的开头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曾认为每个人都不喜欢我，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对于阿西尔来说，死亡、痛苦和被人讨厌并不是要回避的主题，它们是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我喜欢她对痛苦的看法：你必须感受痛苦，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沉溺其中。
相对而言，阿西尔的回忆录的语气比她的虚构作品更温暖，但尖刻的程度是一样的。《长书当诉》的开篇是四十多岁的阿西尔坐在她外祖母临终时的病床边，想知道自己死后没有子嗣的想法是否会让她感到“冰冷刺骨”：“我想了解为什么。这就是我坐下来写这些东西的原因。”在《暮色将尽》（SomewhereTowardstheEnd:AMemoir,2008）中，她毫不客气地说：“现在有这么多关于保持青春的书，还有更多有关生儿育女详尽的、实验性的经验分享，但有关凋零的记录却不多见。而我，正行走在这一凋零的路程当中……倍感痛楚，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来记录？’”
关于衰老和死亡的问题，注定会引发伤感——想想皮克斯的《飞屋环游记》（Up，2009）和《寻梦环游记》（Coco,2017），这两部以之为主题的儿童电影对成年人来说，也是催人泪下的影片。相比之下，阿西尔直率的好奇心令人耳目一新。她其实对衰老和死亡也惊讶万分，但并不是为了掀起伤感之情，而只是想了解更多。
深深打动我的，正是这种好奇心。阿西尔让人难忘的，是她从童年直到生命终结对生活的投入程度。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活中，她对每个新的一天都充满好奇和期待。刊于2019年1月24日《纽约时报》上的讣告，说她在九十多岁时出版了一部关于欲望消退的作品（即《暮色将尽》），因此成为国际文学名人。《纽约时报》错了：这本回忆录（以及她所有的回忆录）都并非“关于欲望的消退”，而是关于欲望的持续，即使欲望的对象在她的一生中不断变化。对阿西尔来说，欲望就是对人和地方的认识和参与。正是她对每时每刻都活在当下的那种持久而不可抑制的欲望，让她成为一位令人着迷、鼓舞人心的作家。
不妨来摘一段阿西尔的《活着，活着哦！》（Alive,AliveOh!）序言中的一段话，该书于2015年出版，当时作家已98岁高龄。
“有时我坐着思考，有时我只是坐着”：我已经忘了这句话应该是谁说的了，但它很好地描述了在护理院里经常看到的一种状态，而且被认为是很可怜的。令人不安的是，我最近意识到，如果有人问我在做什么，我自己（不是经常，只是偶尔）也会说这样的话。这种想法并不受欢迎，但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现在从经验中知道，这种状态不一定很可怜。它甚至是相当令人愉快的——或者，可以是令人愉快的。这可能取决于坐着的那位的本性。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因为所想的都是过去发生过的令人愉快的事情，而当我的思想放松下来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也是这些事情。
直到两个月前，这些事情还包括人，通常是男人。有一天，我和一个同样年过九旬的人谈起这件事，虽然她还没有我这么老，但她说：“是的，当然是男人。我在等着入睡的时候，就会把所有和我上过床的男人都过一遍。”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我也是这么做的。当我知道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沉溺于这种愚蠢的行为时，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仅仅是为那些可能担心自己会在护理院终老的人提供安慰么？肯定是的，但它意味着更多。怀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可能恐惧衰老么？可能恐惧死亡么？阿西尔在《活着，活着哦！》结尾写的那一章是关于死亡的，听起来，它完全正确，而这一章确实就叫做“完全正确”。阿西尔写道：“死亡是个体存在的必然终结——我不说‘生命的终结’，因为它是生命的一部分。”在她的作品中，死亡就像爱情、孤独或屈辱一样，不仅仅是自然的，而且太真实、太人性化了，让人难以害怕。
她在回忆录里，有没有写到“欲望的消退”呢？的确有的。《暮色将尽》里这样说：“或许，我看起来或感觉起来还没这么老，但性事已经从我生活中消退，这件事情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尽管未必总是快乐的，却一直处于我生命的中心位置。”这对小报来说是极好的素材。多年来，她几乎在所有的回忆录中都记录了自己的性生活。终于，在第六部回忆录里，她轻描淡写地描述了自己蒸发殆尽的性欲。珍妮·迪斯基（JennyDiski）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在评论这本书时写道：“这样的书本身就很罕见，由一位冷眼看待现实、没有时间听感伤谎言的女性所写的关于老年的书，就如同——好吧，如同一场关于60岁以后女性性行为的深思熟虑的讨论一样罕见。”迪斯基不忘补充道：“当性欲消失时，阿西尔高兴地说，你终于有空间去了解除了情欲之外的真正自我。”没错，就算这样，她在护理院里坐着的时候，还是会“数遍所有和我上过床的男人”，而不是数绵羊。
要写，就必须写出真实面目
在《别那样看着我》的后记中，作家海伦·奥耶米（HelenOyeyemi）描述了自己如何被“小说中的我”的“酸涩之声”所吸引。这是对阿西尔写作的一个绝佳评价。
在她的作品里，阿瑟尔经常提到自己所谓的“冷酷的、亮如珠的眼睛”。《暮色将尽》说道，她将“内心深处有个冷漠的点”作为人生两大遗憾之一。（另一个遗憾是懒惰，但鉴于她在百岁高龄之际仍在写作谋生，这一点似乎值得怀疑）。阿西尔认为，“冷酷的眼睛”的主要特征，是对各种经历“非常感兴趣，而不是参与其中”。这种观察力肯定是让她成为如此出色的编辑的原因：即那种退后一步，观察事物运作方式的能力。
《葬礼之后》（AftertheFuneral:AMemoir）于1986年出版，结构和语调与其他回忆录完全不同，但叙述方式却令人熟悉。该书详述了阿西尔与她称为“迪迪”的男子之间的友谊。她认识并爱上迪迪，与他一起工作和生活，直到他于1969年去世。在开头几页中，作者点明自己仍旧未婚且无子女，于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这个故事的结局。阿西尔在第一章所述的一次聚会上遇到了迪迪，“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感到很兴奋”，她写道。“中年人可以结识很多新朋友，但很少有机会像年轻时那样将新人融入自己的生活，而这刚刚发生。”但在下一句话中，我们得知：“五年后，这个男人在我的公寓里自杀了。他吞下了二十六颗安眠药。”
这本回忆录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讲述这个特殊的故事——一个由苦难导致悲剧的故事？迪迪是一位来自埃及的流亡作家，他出身富裕家庭，家道中落，却有着神秘的魅力。在20世纪60年代阿西尔遇到并爱上了迪迪。她很快就失恋了，但仍然是迪迪的好朋友。事实上，她成了迪迪唯一真正的支持系统，因为他穷困潦倒，无法找到工作，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经历了狂躁和沮丧的循环。他自我毁灭式的狂欢和冒险，给朋友、情人、雇主和他的室友阿西尔造成了间接伤害。他让她的生活苦不堪言，并利用了她的友谊和慷慨。她读了他的日记，日记中充满了对她的侮辱和伤害，但她并没有赶走他。她对迪迪的耐心和坚定的友谊，使阿西尔堪称一位伟大的朋友。然而，读罢此书，还是让人很难不想到，迪迪一定不希望他悲惨的一生成为这本回忆录的内容，记载他的精神疾病、残忍和自我迷恋、毫无意义的恋情、赌博、酗酒成瘾以及自杀。
然而，阿西尔不仅是对他人无情，对自己也无情。她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观察者，而她敏锐的眼光一切都不放过。她首先关注的，是她的父母，他们的关系影响了后来发生的一切。阿西尔的作品仔细剖析了特定时期、特定阶层的情感束缚。她的母亲在结婚后不久就因婚外情而崩溃，她深感愧疚，但最终埋葬了这一切。在她的丈夫，也即阿西尔的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她告诉了女儿这件事，尽管阿西尔早就知道了。
阿西尔自己的坦率来之不易，而且这始终是一种反抗行为。当她出版《长书当诉》一书时，她的母亲还活着。她说：“我写过关于结婚前和某人上床的事。我还写过关于堕胎的事。”阿西尔的母亲认为，为了公众消费而写自己的私生活是“不得体”的。
然而文学自省——即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回忆录——是一项悠久而高尚的传统，始于公元4世纪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在这种形式的最有效的例子中，作家追求的不仅仅是忏悔。帕特里夏·汉普尔（PatriciaHampl）在《记忆与想象》中解释说：“回忆录是叙述与反思的交汇……它可以呈现故事，并反思和考量故事的意义。”因此，在这种体裁中，我们常听到的教学格言“展示，而不是讲述”被颠倒过来——要讲述，而不是展示。展示和讲述不仅是回忆录作者的特权，也是其责任。阿西尔作为六部回忆录的作者，是这项游戏的高手。无论单独看还是合在一起看，它们都是此类作品中最好的。
琼·狄迪恩（JoanDidion）曾说过，她写作是为了弄清楚“我在想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对阿西尔来说，也是如此。《长书当诉》不仅仅是按时间顺序记录了她上层中产阶级的童年和浪漫的成长历程，而且是对人类处境的反思。在序言中，阿西尔坦率地提出了将推动她整个叙述的问题。她的祖母在临死前问阿西尔：“我为什么而活？”当时阿西尔向这位老妇人保证，她庞大的大家庭证明了她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但孤身一人的时候，她不禁想知道：“一个从未有机会或错过机会创造这样的东西的女人会怎样？我自己又会怎样？这个问题就像是吹起一阵寒风，而我却置身其中。我等着开始发抖。好吧，它还没有开始，我想知道为什么。”
从那之后，她回忆起早年时光，念及她在牛津接受的教育，以及她成为优秀的文学小说编辑之一的声誉。但是，我们随即发现，阿西尔对她在世界上的自我感觉被早年的一段失败的恋情扭曲了；到了中年，她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那么她是否感到痛苦或自责呢？一点也没有。这本书中没有英雄或受害者，只有人；只有一个决心了解自己的女人——她接受未能实现最初期望的事实。作者用机智和感性，用优雅的散文，处理了多个主题（爱情、性、信仰、工作），并最终在写作的使命中找到了乐趣。是她的职业救赎了她的人生；是在书页上与个人历史的对峙，让她得以继续前行：“没有人能够脱离他的过去，但任何人都可以将其视为过去，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一个人就可以部分地从后果中解脱出来。”
写罢迪迪的自杀，她该往哪里写？如何保持兴趣和动力？方法是，用生动活泼的文笔，还有对真相的忠诚，无论真相多么具有毁灭性。因此，迪迪被揭示为有天赋和受过伤害的人；但阿西尔对自己和对他一样毫不留情，揭露了他们相互操纵的模式。最终死于谋杀的哈基姆·贾马尔（HakimJamal）也有类似的缺陷和剥削行为。他是阿西尔的作品《伪装》（MakeBelieve,1993）的中心人物。年轻得多的贾马尔是一位非裔美国人活动家，也是安德烈·多伊奇公司的作者马尔科姆·X（MalcolmX）的助手。贾马尔也曾在她的公寓里住过一段时间，并成为了她的情人。阿西尔还和牙买加剧作家巴里·雷科德（BarryReck－ord）住在一起。她的家人一直称他为她的“房客”，从未承认过他们的关系。
阿西尔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如果回忆录作者继续面临不认可，显然他们不会因此而气馁。尽管我们对第一人称叙述者心存疑虑，但我们似乎也贪得无厌。我们是否依靠从屈辱和失败的故事中所找到的慰藉？更善意的推测是，也许我们是在寻找与普遍性的联系。阿西尔优雅而富有洞察力地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我们讲述的内容，而是我们如何将讲述的内容与普遍性联系起来，这揭示了回忆录这种体裁的独特目的和回报。
在思考了妈妈对个人回忆录的反对之后，阿西尔说：“我认为，除非一个人试图弄清它的真相，否则写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是没有任何借口的。”
“活着，活着哦”
在回忆录中，阿西尔少有遗憾，或者说她在书里分享的遗憾很少。正如专栏作家凯瑟琳·怀特霍恩 (KatharineWhitehorn)所言，她“几乎没有任何遗憾，尽管她所过的生活，可能被她那个阶级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认为是极其令人遗憾的”。
客观地说，她确实表达了一些遗憾，尽管不是“她那个阶级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会欣赏的。她说，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开始反抗家庭的价值观，“但我没有公开这样做。我转入地下，过着自己的生活，有时我会为此责怪自己。我想我应该反抗，但我没有。我只是偷偷溜走了。”
阿西尔曾多次堕胎，还有一次她想让孩子足月分娩，但最后却流产了。如果说她有什么遗憾的话，那最主要的一定是她没有女儿。“有女儿的老人往往过得最好”，她认为。虽然她说她为自己没有给母亲做足够的事而感到内疚，但事实上，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确实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照顾她。她的母亲和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活到了九十多岁。
即使存在少许的遗憾，但阿西尔说，她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折磨，也没觉得该常常反思。“止于此就行了吧，因为天天看着不好的一面是相当无聊的事。我不觉得挖掘过去的内疚对老年人有什么意义，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了。我活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只关心如何度过当下，希望大家原谅我。”
在即将步入百岁诞辰时，她写下《活着，活着哦！》，用清澈的蓝色目光审视着自己的痛苦和快乐。这本书的书名让人想起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这首歌讲的是都柏林街头小贩莫莉·马龙（MollyMalone），她推着手推车，“穿过宽窄不一的街道，叫卖着蛤蜊和贻贝，活着，活着哦！”
她所描述的生活是富足的——尽管不是物质的富足——每一种悲伤都会被各种甜蜜所抵消，包括朋友、美食、时尚、艺术、文学、旅行和大自然中的漫步。尽管她声称，讲老年的书既不可能以呜咽收场，也不可能锣鼓喧天，读者也找不到什么可供汲取的教训，但其实，阿西尔的智慧仍然会穿越书籍而来：“避免浪漫主义，憎恨占有欲”，同时，“尽情享受生活，但不要伤害他人”。
我最喜欢的是，阿西尔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像她庆祝自己的成功一样。她写道：“在这张桌子上，我身边放着这个白色的茶杯、满满的烟灰缸和半杯朗姆酒，我把我的故事看成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尽管它一直都很普通，尽管它的大部分都很悲伤。”
她的生活仿佛具有酒吧民谣的质感，尽管她避开了最黑暗的命运。阅读她的回忆录，会让人感受到生命中时时存在的痛苦也因时间而减轻。她的许多回忆有一种邪恶的幽默感，偶尔（只是偶尔）也会闪现出光明的可能性，她的声音尖锐得让人忍不住掩耳，但留在记忆里更多的是她面对伤痛时的坚韧。
在《暮色将尽》中，她用敏锐的目光观察着自己的衰老。她写道：“仅仅因为自己正在逐渐变糟，我们就倾向于确信一切都变得不好，越来越不能做喜欢的事情，听的越来越少，看的越来越少，吃的越来越少，受伤越来越多，朋友逐一死去，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也许这不足为奇，我们确实很容易滑入生活的悲观主义，但这种状态实在很无聊，而且让沉闷的最后时日更加沉闷。”她不认为老年人已经排除了快乐的可能性，而她自己，就是老年快乐生活的典范。
当我面对因照护而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时，我一直记得她给出的一条建议，那就是每天都要想到死亡，但只能想几分钟，然后把它放在一边，继续生活。不要试图回避它，接受它，但不要让它接管生活。毋需否认，在必要时总得采取正确的措施，但每天都要尽心尽力地生活。
在她决定搬去一家护理院的时候，她写道：“我在那里有个朋友叫罗斯·海克（RoseHacker），她是伦敦最年长的报纸专栏作家。她说我必须去。我问她候补名单的事，她说不用担心，总有人要死……”
一个采访者问，如果她要画一条人生轨迹，那将会是怎样的？“嗯”，阿西尔说，“一开始还不错，然后就直线下降，从那时起就一直稳步上升。”随着人生步入老境，她似乎下定决心不让上升的曲线停止。
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死亡，死亡就不是悲哀之事。因为一个人怎么能哀悼一个延续百年之久、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活得很充实的生命呢？
面对这样一位坦白一切却毫无悔意的回忆录作家，读者想不被打动很难。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给阿西尔写信的原因——因为许多人都背负着他们认为自己无法摆脱的负担。阿西尔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康复者（recoverer）。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康复者。艰难的事情将会发生；你注定受苦；但你也会康复的。《长书当诉》讲述的是阿西尔15岁时遇到并爱上哥哥的家庭教师托尼·欧文（TonyIrvine），他们在几年后订婚。欧文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二战期间被派往埃及。有一段时间，他们互通情书，但渐渐断了音信，直到阿西尔收到一封正式来信要求解除双方的婚约，因为男方想另娶他人。欧文在战争结束前牺牲。阿西尔说，此后的20年里，她的灵魂“缩小到了豌豆大小”。
在写完这本回忆录后，阿西尔看到了公开私人失落的好处：“我有一种基本的、潜在的失败感——这种失败感来自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那就是我从小就期望结婚。这是普通女人都能做到的，我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种失败感比我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可一旦把这个问题挖出来想一想，它就消失了。”
她没有把自己的缺点和失落当作创伤，当作会给她的生活带来困扰和伤痕的事情。相反，她认为被踢出伊甸园对灵魂有益。她的被抛弃更像是一个路标，为她指明了一条荆棘丛生但充满活力的道路。她写道：“在这里，我几乎走到了尽头，而我的开端却迎面而来——或者说，即使我以为我已经远离了它，它却一直在那里，现在我又回到了它的身边。”读到这里，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幸运。阿西尔告诉我们，路的尽头并不只有恐惧。